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共武汉市委及其领导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无畏，忠诚履责，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无论身处困境逆境，还是面临大事难事，他们迎难而上，接受挑战，敢于承担，敢于负责，带领武汉人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夺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展现了市委领导同志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采。

　　“你坐牢，我送囚饭”

　　中国有句俗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粮食歉收，粮食供应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959年春节刚过，全国就出现粮食库存紧张的状况，武汉市粮食库存也只有2000多万斤，仅够10天的供应。3月底，全市粮食警报拉响，只能供应3天！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粮食供应问题，并向省委告急。省委高度重视，命令各专署和县政府向武汉火速调粮。省长张体学深知武汉岌岌可危的困境，亲自做工作，要求专县多挤出一点粮食供应武汉市。但各专县自身也很困难，有的甚至自顾不暇。通城县委连夜紧急动员，好不容易征集到50万斤粮食，也仅仅是武汉市200万市民一天四分之一的口粮。

　　4月2日，全市大米库存只有247万斤，人均1斤左右，武汉市就要断粮！形势万分危急，已是千钧一发之境。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粮食问题。此时，刚好有一批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途经武汉。市长刘惠农果断地说：“看来不能坐等，立即向国家粮食部门请示，把四川经武汉转上海的大米借用一下，以解武汉的燃眉之急。”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弄得不好就要掉“乌纱帽”，甚至要判刑坐牢。后来经国家粮食部同意，武汉市借用了近400万斤粮食，渡过了危急时刻。

　　但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不了解情况，将武汉市挪用粮食视为十分重大的事件，批示要严肃处理。消息传来，一时人心惶惶。刘惠农十分坦然地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要坐牢，我去坐。”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立即表示：“老刘，你坐牢，我给你送囚饭！”不久，这位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转怒为喜，表扬武汉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为市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武汉市是一个特大城市，如果武汉断粮，其负面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得知武汉缺粮，十分焦急，想方设法，挖东补西，抽多补少，从各地急调粮食增援武汉市，到6月底，武汉库存粮食达到1亿斤以上。武汉转危为安。

　　“放开三镇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坐落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汉正街是一条古老长街，俗称“三镇市场”。解放后，汉正街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些大店大铺合并，个体经济被取消，盛极一时的三镇市场门庭冷落，逐渐萧条。

　　1961年3月，市委常委黎智兼任硚口区委第一书记。此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任后，黎智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看到市场没有了，手工业大多也取消了，较大的商店又上交给市里，群众生活不仅困难，而且极不方便，买个梳子、发卡、剪刀、纽扣之类的小物件都很困难，到处死气沉沉。黎智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如何让市场活起来，如何渡过难关，恢复和发展经济。会后又派副区长杨鹏飞专程到汉正街调研。杨鹏飞建议放开汉正街，先搞五六十家，看看能不能搞起来。这个带有试验性质的提议，黎智立即表态同意。

　　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正在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市场，就是黎智在开会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自发市场，大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放开市场的，要放开市场就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区委、区人民委员会许多负责同志都有很大顾虑，一再问黎智，能不能搞，这样搞行不行、会不会犯错误。黎智坚定地说：“就这样搞，放开三镇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61年夏，汉正街市场正式开张，没有开张仪式，没有剪彩，黎智也没有去讲话。但开张那天还是很热闹的，来了很多群众。原先担心搞多了搞大了，顾客不多，没料到一开张竟然来了这么多人，有市民，还有郊区农民，生意十分火红，小商品市场很受群众欢迎。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63年，三镇市场两条巷子里面有100多个摊位，最多时有150多个摊位。以复隆为龙头，前店后厂，从汉正街一直到大夹街。

　　除汉正街外，黎智和硚口区委还恢复了竹木市场、打铁街，在长堤街上恢复了打铜街。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发展个体经济，提出“独劳也是为人民服务。”允许原个体工商户退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恢复个体经营。在黎智的鼓励下，硚口区个体经济发展较快，3000多人从国营和集体企业退出，个体手工业户由1960年的120多家猛增到1962年的7700家，许多传统产品和经营方式得到恢复和发展。

　　虽然三镇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扼杀，但为后来汉正街的复兴奠定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不是反革命行为，不能追究”

　　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周总理治丧期间，江青集团发出禁令，不准各级党委召开追悼会，不准机关、工厂、学校、部队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准设置灵堂，竭力阻止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市委也收到“四人帮”以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来的电报。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和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顶住巨大压力，按照既定安排，召开追悼大会。当江青等人得知武汉市委要召开追悼会时，立即以中央名义向市委下达拆除周恩来灵堂的指令，市委坚决予以抵制。当各区县、各单位党组织就是否召开追悼会请示市委时，王克文指示各种悼念活动照常进行。

　　1976年三四月间，武汉人民通过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从武昌桥头、胭脂路、中南路到省委机关，到处都可以看到化名“寒城牛”“振华”等书写的“继承总理遗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标语，以及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特别是清明节前后，武昌桥头，放满了各界群众送来的花圈，桥头堡四周贴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和祭文，前来悼念周总理的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守卫桥头的解放军官兵深受感染，与许多工人、市民一起日夜守护着花圈和总理遗像。三镇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许多悼念周总理的诗文、挽联和标语。

　　这次大规模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是武汉人民抵制“文化大革命”、反对“四人帮”斗争的一次集中表现，体现了武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成为全国四五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江青反革命集团得知武汉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消息后，气急败坏，诬蔑这是“攻击党中央”，是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相类似的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4月9日，江青集团电话通知武汉市委，强令对那些所谓的将“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和诗词等，应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如有反革命打砸抢者，应坚决实行镇压。”“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一些帮派骨干分子要挟市委要追查“幕后操纵者”，传讯“寒城牛”成员，揪出“主犯”，“严加惩处”。

　　面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巨大压力，王克文和市委认为，武昌桥头的花圈和祭文，是武汉人民纪念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种方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总理的哀思，是正常的悼念活动。王克文义正词严地指出：人民群众送花圈，“这是群众正常的悼念活动，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应不予追究。”他指责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是无中生有，混淆是非，不断挑起社会矛盾，蓄意危害社会稳定。

　　后来，全国许多地方把清明节前后为周总理送花圈和悼念活动作为反革命事件来追查，但武汉市委没有把参加这些活动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更没有追查，保护了大批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周薇)